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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天下透明（第4页）

中央这边接到“计簿”，由御史先审核一轮，确认数字没问题，再提交给丞相。有了这些数据，朝廷可以保证税收，也可以借此控制民众流转，进一步增强中央集权。

这都是秦法搭建起来的运作框架，由汉律来落地实行。

确定了田地数量，税赋就有了出处；确定了人口数量，徭役就有了来源。这两样掌握住，政权就稳了。用《大学》里的话说：“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”

这套体系不光让西汉渡过了初期的难关，逐步走向强盛，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世。

自汉以后，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，每一个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独特的户籍管理体系。比如东晋分本土黄籍和侨民白籍；唐分天下户口为九等，三年一团貌；宋代分有常产主户和无常产的客户，又分坊郭（城市）户和乡村户，等等。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无论细节如何变迁，其运作的基本逻辑，始终不曾偏离萧何的《律》精神，总结下来就八个字—收税有据，束民有方。

【注释】

东晋的户籍制度：西晋因着八王之乱、永嘉之祸而亡国，琅玡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士族与江南士族的拥护下称帝，国号仍然为晋，史称东晋。东晋政权偏安江南，中原之地陷入被胡人分裂的混战之中。北方世家大族、百姓纷纷渡江南迁，称为侨人，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。据《隋书·食货志》所载，本来户籍无黄、白之别，皆是黄籍，但南渡而来的侨人被允许携带其北方原来的籍贯，故产生了白籍。持白籍者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。侨人越来越多，必然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，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，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，故出现了旨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的土断，努力恢复户籍无黄、白之分的旧状，扩大征税、服役人群。

唐代的户籍制度：据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所载，唐高祖年间，凡天下户口，量其资产，定为九等，每三年编造一次。编造户籍时，地方官吏必须亲自检阅人丁的形貌，将结果记录在册。因各地常集合五党或三党为一团进行，故称为团貌。团貌要耗费相当可观的人力，所以，在户籍编制正常的情况下，貌阅的重点对象为与赋税制度密切相关的五个年龄段的男子，以及可以免除赋役的三种不同程度的残疾人。

宋代的户籍制度：宋代户籍有主户、客户之分。主户，又称税户，指有田产、税钱或家业钱的民户，根据地域、田产的不同，分为五等，使之在负担差役、杂税等方面有所区别。上户承担重难差役，中下户承担较轻的差役。客户，也称佃客，指没有土地、常居主人之家、为人佣耕的佃农。官府出于征发劳役的需要，将客户也登记在册。坊郭户和乡村户大约始于宋朝初年，其实就是城镇户口和乡村户口。两种人交的税不一样，城镇户口又有钱的，就要交更多税。不管是城镇户口还是乡村户口，都有主户和客户之分。主户是城市里的有房一族，客户则是租人家房子、店面的那些人。

一个政权掌握的户籍数据越详细，天下就越透明，统治也越稳定。

因此我们会看到，历代王朝肇造，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永远是统计天下，修造版籍。这事搞不定，啥也干不了。

不过建户籍这事吧，说难不难，说容易也不容易。

户籍档案有一定的继承性。如果你前头赶上一个靠谱政权，规则设计完备，资料保存完整，能省不少事。比如刘邦，有现成的秦法可以参考，又有萧何保留下来的秦档，很快便能进入状态；司马炎运气更好，魏、蜀、吴三国皆袭用汉制，三分归晋之后，三家户档可以直接合并；大唐之前，有隋朝帮它“大索貌阅”，收拾流民和隐藏户口：大宋之前，后周已把基层建设得差不多了，赵匡胤黄袍加身，照单全收便是。

跟这些幸运儿相比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。因为他要面对的，是奇葩前任留下来的一个大烂摊子。

元代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朝代，它的户籍体系叫作“诸色户计”，以繁复而著称。有按职业分的，如军户、民户、匠户、盐户、窑户、儒户、打捕户、乐户、织户、采珠等等；有按贡赋内容分的，如姜户、藤花户、葡萄户；有按照僧、道、也里可温、答失蛮等宗教信仰分的；还有为了服务于贵族而设立的投下户、怯怜口户；再往下细分，还能分成草原兀鲁思封户、五户丝食邑户、投下私属户、投下种田户等等；甚至还会细分到负责侍奉贵族老年生活的养老户，负责供养皇亲国戚的江南钞户，给公主和王妃当嫁妆的从嫁民户，隶属于寺院的永业户；等等。

顺便一说，同一类户籍下面，还按财产数量分为九个级别。

图四·2某站户同时向不同部门交税示意图

再顺便一提，不同类别的户籍，归属不同的管理机构，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。比如探马赤军户归奥鲁官管理，匠户归户部管理，僧道户归宣政院管理，投下户则是不同的宗王贵戚私有之物，江南钞户名义上归户部管，税收却要上交诸王与驸马们。

在没发明电脑的年代，想把如此错综复杂的户籍体系理清楚，就是一百个耶律楚材也没办法！忽必烈在中统元年（1260年）曾经试看抢救了一下，立了十路宣抚司，定户籍科差条例。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，让他这次“阅实天下”的目的没有实现，反而弄得更乱了。

跟繁复的户籍体系相对应的，元代的户籍管理也极其简单粗暴。

马可·波罗在游记第二卷里，讲过一段他在杭州的见闻：“每家的父亲或家长必须将全家人的名字，不论男女，都写好贴在门口，马匹的数目也一样要载明。如有人死亡或离开住所，就将他们的名字勾去，如遇添丁，就加在名单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