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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庙堂无策可平戎（第11页）

越是靠近汴京，他便越是患得患失。一时间觉得自己劫数难逃，当求仁得仁，坦然对之；一时间却又抱着几分侥幸……

“二公子。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唐康身形停滞了一下，缓缓转过身去，望着来人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“田大哥。”

田烈武微微怔了一下，一种温暖的笑意从心里传到脸上，他走到唐康身边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高兴地笑了笑。

“我……”唐康张了张口，吐了一个字来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田烈武靠着凉亭坐下，仰首望了望满天的星空，默然半晌，忽低声道：“你做得对。”

唐康定定地望着田烈武。

“那些狗娘养的，只能算是畜牲。”田烈武低声骂道，“我也想把他们全宰了。但若是你和李浑那小子不把我迷倒，这事我却不会做。我这次擅自出兵，是不得已，但我也有自己的章程——当年狄相公昆仑关大捷，今兵部郭侍郎当时在麾下，违令出战，大破侬智高，战后回营请死，狄相公说，违令而胜，是谓之‘权’，这是有功而无过——可就在昆仑关大战前，他还一气杀了违令出战的三十二名将校！可见军令这种东西，并非一成不变的。当年郭侍郎若是死守着狄相公的军令，昆仑关之战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。所谓的‘名将’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，要有敢承担责任的勇气——郭侍郎明知道狄相公军令甚严，他违令出战是可能要被处死的，却行之不疑，我当年听司马纯父先生讲到这一段时，心里便甚是佩服。我虽然不敢比郭侍郎，但也不是不知轻重的人。我以一个小小的捕头，受学士知遇之恩，又幸得皇上的恩宠，能有今日之出身，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。我要是只计较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，不顾国家安全，不顾百姓死活，我便是个小人了。但是，这样的事情，毕竟是违令。一个人，若是凭着自己的才智，视军法为无物，也不会是正道。二公子，你想想，若是郭侍郎违令得胜后，便不知收敛，视主将的军令为无物，那他还算是‘名将’么？‘权’这种东西，智者不得已而用之，若是经常用，便不能叫‘权’了。越是名将，用‘权’之时，便越谨慎。否则，军中岂不乱套了？若是恃智而妄为，那我们和雄武二军那些畜牲相差也只有半步之遥了。”

田烈武的话，似是谈心，又似是劝诫，每一句都打在唐康的心中。他望着田烈武，心里隐隐感觉他这个弓马老师，实是大智若愚。

“所以，若是我，我心里再恨那些畜牲。我也不会允许我的部下去做那种事情。那是卫尉寺的事情。我擅自出兵平叛，是不得已，是用‘权’；可是我若去擅杀那些畜牲，我就是滥权。”田烈武回视着唐康，忽然微笑道：“但你这样做，我还是要说你做得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说不清楚。”田烈武摇摇头，笑道：“或许是我心里虽然明白不应当擅杀那些畜牲，可是却又极想把他们全宰了。你做了我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。或许，是看到你这么同情那些无辜的百姓……”他沉吟了许久，仿佛不知道该怎么样说，半晌，方敛容道：“有些话……”

“田大哥但说无妨。”唐康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石府田烈武教他弓马骑射的日子。

“这样的事情，做了便做了，后悔是没用的。但若是能逃过这一劫，以后二公子须多思量些。象我这样的人，资质有限，守经而不犯错，循规蹈矩，不是难事。但是对聪明人来说，循规蹈矩往往是最难的。不守规矩做了一件事是对的，做了两件事是对的，做了三件事也是对的，但不是说会一直对下去。只要错上一件，便会后悔莫及。因为这样而走上邪路的，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——人极奇怪的，郭侍郎违令立功，人人记得；可是之前违令出战大败而回的三十二将校，却没几个人能记得住。我记得有一回我见学士，学士正在练字，他拿给我看，写的是‘毋作聪明’四个字，学士告诉我，那是《尚书经》里面的话，我当时很奇怪，都说聪明好，为何圣人反说‘毋作聪明’呢？学士说，因为越是聪明人越是容易自以为聪明，就越是容易惹出大乱子来。自古以来，所有的大乱子，都是聪明人惹出来的，越是聪明，惹出来的乱子越大。所以，他写这几个字，是想提醒自己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”田烈武说到这里，笑道：“学士和我说过的话不多，人人都说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，他和我说过什么，我回去以后都会写出来，时时读，每次都能悟出些道理。象这段话，当时我一点也不明白。后来听人说书，讲典故，我留心对照，越往后便越明白这是至理名言。象学士那样星宿下凡的人，都害怕自作聪明……而且，聪明人易遭人嫉恨，往往也是因为不爱循规蹈矩……”

田烈武这辈子没和人说过这么多大道理，但他与唐康亦师亦友，当年感情也是极好。他是很重情义的人，这些日子看唐康的行事为人，又觉得这些话如梗在喉，不吐不快。只是自从再会之后，唐康给人的感觉，表面上看起来亲切平和，但骨子里却有点高高在上，他一直寻不到机会开口，这时终于有机会一口气说出来，竟是感觉如同去了一桩大心事。可是同时心里又感觉有点惶恐——唐康有石越这样的义兄，这些粗浅的道理，哪里还需要他来说呢？

“田大哥……”唐康一生自负才智，外谦而内傲，加上结交的又都是一等一的人物，因此便常常看不起普通人，也常有一种“礼法岂为吾辈设”的自傲。此时在这前途未卜之际，听了田烈武这一席话，竟猛然觉得自己这十几年来有多么的可笑！

大宋东京与西京之间，除了有汴河、洛水的水道外，还有槐荫森森的官道相连，交通颇为便利。然而便利有时亦可成为烦恼，金兰算得清清楚楚，唐康的上一封信是他还没到洛阳时派专人送回来的，自从打发了那个下人回去复命后，便再也没有信件送来。无论是石府还是文府，唐家还是桑家，竟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到了洛阳后，走的是哪条道。她估算时间，这几日间唐康便应当到汴京了，只得用傻办法，分别派了人昼夜轮换守着每一条道路，每一个渡口。虽明知这样也没什么用处，但是对于亲人来说，若是什么都不做，却实在不能心安。

接连几天，打探的人都没有看到唐康一行的踪迹，文氏与金兰几天几夜都合不了眼，心里面患得患失，也不知道是该盼着他快点到好，还是希望他慢点到好。两人眼巴巴盼着唐康回京，眼见着他就要升迁，一家人又可以团聚，却不料中途出了这么一档事，真是祸从天降。初听到这个消息，文氏几乎吓得六神无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到底还是金兰能拿得定主意，她和文氏商议后，二人分别去石府与文府打探消息；因唐家在汴京主持生意的是唐康的一个堂兄，难以应付这样的局面，又遣了人快马去杭州报信。但文氏与金兰各自打听了消息回来后，二人一对口风，才知道唐康这祸事闯得着实不小——擅调禁军倒也罢了，唐康竟然不请旨诛杀了七千余名已投降的叛军！文氏是名门高第大家闺秀出身，平生见过的人加起来只怕也没有一百，根本不知道七千人是什么概念，不知者无畏，倒也罢了。金兰听了，当时便倒吸一口凉气，几乎被惊呆了。但她一回过神来，便立即与文氏商议了，叫文氏每日回去求她父母向文彦博说情，自己则除了陪姐姐金芷外，每天免不了都要跑几趟石府与桑府——金兰在宋朝这么多年，早已是个汴京通。她平素虽然也有许多交好的闺中密友，但到了这时节，她若自己去行走，便太招人耳目。反倒是桑充国夫人王昉，不仅清河郡主与她是多年好友，甚至连当今的宰相夫人方氏也甚敬服她——金兰心里也清楚是什么人掌握着唐康的命运，无论是清河郡主还是方氏，其实也做不得多大用处，皇帝、太后再宠爱清河，也不会允许她干政；而吕惠卿的家法是极出名的，这样的大事，方氏就算有心帮忙，也根本说不上话。但明白归明白，涉及到的人一旦是自己的丈夫，再理智的人也控制不了要去做，仿佛只有这么做了，才能让自己稍稍安心。她心里只能是抱着一丝侥幸，自己在清河郡主面前始终说不上什么话，若是王昉能让清河在太后或皇帝面前美言一两句，或许便是另一种结果——毕竟在宫中各种各样的请托，也是从来没有杜绝过的。

但是，即使做了这一切，对于聪明练达的金兰来说，终究是不能做到自欺欺人的。她根本骗不了自己——唐康的升迁曾被汴京的官员们视为石越东山再起的预兆，人人都认为皇帝可能又要重用石越了。明白这一点甚至不需要任何政治洞察力，只要数一数学士巷前马车的数量，便可以看得出来。可石越的东山再起，却一定会让吕惠卿感觉到威胁，每一件可以利用的事情，吕惠卿都不会放过，更何况这次唐康简直是将天捅了个窟窿！

“虽说擅调禁军平叛犯禁，可毕竟也是为了朝廷，官家应当不会怪罪吧？”

“那些叛卒按律令也是应当处死的……”

对于文氏织造的种种为唐康开解的理由，金兰只能默默地苦笑。她不愿意再去给她增添无谓的压力，如文氏这样的名门闺秀，真的是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但是，金兰却找不任何理由来宽慰自己——自古以来，对于身居高位者来说，除了做事的内容外，做事的形式也是同样重要，甚至更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