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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江上潮来浪薄天（第4页）

也许，石越只是想隔岸观火。虽然心里还是狐疑，但石越既然没有任何行动，石得一也渐渐放下心来。

事情远比想象的要顺利。

先是司马光与给事中吕希哲照惯例上表谢罪请辞，闭门待罪。皇帝虽然很快批复“不许”，但皇帝也已经骑虎难下。舒亶每日供给众人的，都是猪食一样的东西，这些人都养尊处优惯了，哪里吃得下这个？苏颂与司马康还在硬抗，吕希绩与吕希纯却已经熬不住了，二人自以为不是什么大罪，顶多不过贬流而已，舒亶问什么，他们就答什么，一切供状，连看都不看，便画押具状。于是，司马康虽然死不认罪，但有了吕氏兄弟的供词，他也没那么容易离开御史台了。

根据吕氏兄弟的供词，又有一大批与旧党有牵连的官员相继入狱，其中更包括故兵相吴充之子吴安持，以及前御史中丞蔡确之子蔡渭。这当然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——吴充虽然死了，但吴充有个女婿是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；而蔡渭则是吏部尚书冯京的女婿。

御史台突然间便热闹起来。

亲附吕惠卿的官员、新党、以及投机望风的官员，眼见着旧党遭此重创，人人志得意满，弹章、札子，雪片似的飞向睿思殿。平素里旧党总是指责别人道德低下、人品败坏，但如今旧党官员循私枉法，居然想保护陈世儒夫妇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这才真叫报应不爽……

而旧党官员，全都噤若寒蝉，纷纷到冯京、孙固那请假的请假，告老的告老，请外的请外……城门失火，难免殃及池鱼，是非之地，自是不宜久留。但冯京与孙固也是一肚子的苦水。冯京自己已然成为标靶，虽想激流勇退，但皇帝病情反复，除了吕惠卿、韩忠彦、李清臣数人，他这个吏部尚书也难得见上一面。奏折即使能递进去，但睿思殿的奏折至少数尺高，皇帝每日能看的，却不过三四本，哪里便能见着他的？冯京这时才深悔当日不该袖手旁观，不料数日之间，便变成了这等局面。

孙固那日使气想去见皇帝，被挡驾之后，接连数日求见，都见不了——他平日对内侍宦官，从来都不假辞色，得罪了不少宦官，这时节又有谁肯替他多说一句好话？他到底没有文彦博那种威望，亦只能无可奈何。

而范纯仁自从他上的几封不痛不痒的奏折泥牛入海后，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了。监视他的亲事吏回报，范纯仁每日回府便闭门谢客，连孙固都拒之门外；他在政事堂议事之时，也一改往事之风，一切唯唯喏喏，甚少发言。其明哲保身，已是非常明显。

石得一这时胆子愈加大起来，每日只管催着舒亶，要他快点得了司马康的口供；一面派人昼夜等候吕公著押解进京。他悄悄打探皇帝的病情，已知是极为严重，要办成雍王的大事，总要赶在皇帝驾崩之前结案，将这司马光等人赶出京师方好。

但奇怪的是，左等右等，吕公著却迟迟没有消息。

范府。

范纯仁登上马车，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“修锁匠”，重重地哼了一声——早在几年前，范纯仁便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、限制皇城司，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。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、无所顾忌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，而如今，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！只要想起这件事，他便咬牙切齿——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，但到底还是隐忍住了。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，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，说到底，除了欺皇帝病重，不可能理会这种“小事”之外，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。豺狼当道，安问狐狸！

车夫帮他放下帘子，听到范纯仁的吩咐，高声呦喝一声，在仪卫的拥簇下，车驾往御街行去。范纯仁闭上眼睛，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。那一天，也和现在一样，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。

范纯仁在去石府之前，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——当年石越抚陕伐夏，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，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。果然，到了石府后，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，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，酒宴之上，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，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，也绝不涉及时政，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。

但在宴会上，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——刑房都事范翔。

当日与会的宾客，范纯仁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，独有范翔除外。天天在尚书省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他焉有不认识之理？但他也心照不宣，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。

果然，第二天，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，单独见到了范纯仁，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——以攻为守。

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，说话委婉，不着痕迹。范纯仁心里很清楚，石越与范翔，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、变通不足的儒生，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。他们害怕弄巧成挫，所以每一件事，每一句都非常小心，总是先试探了，得到他的响应，才敢走下一步，说下一句话。

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，早在陕西的时候，范纯仁便已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，又是可以借助、倚重的对象。石越固然不是“君子”，但也不是“小人”。范纯仁心里很明白，要想对付吕惠卿、舒亶，他必须联合石越。他也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。从根本上来说，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那种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人。

果然，石越没有让他失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