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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错料一帆超十程（第5页）

尽管知道皇帝风疾恶化的消息，对于目前的局势无异于雪上加霜，更可能让许多野心家铤而走险，甚至给辽国释放出危险的信号。但是，自高太后以下，两府大臣这一次，都有了极不好的预感。为了避免外界更多的猜疑，两府还是决定，向天下公布皇帝的病情，并且向全天下征召名医。

与此同时，石越与司马光被迫接受张商英的建议，由交钞局向天下各州县颁布法令，强行规定每人每天取款之额度，来控制挤兑。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小钱庄主卷款潜逃的事件，政事堂更密令各州县守吏留意钱庄主的动态。

但这些手段，终究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。

李敦敏上了一封万言书，向石越与司马光建议，由朝廷出面，购买一些钱庄的股份，并以朝廷的名义，保证中小额存款可以全额取出，以此来应付东南的挤兑潮。同时又可以通过这个方法，保护通过《青苗法改良条例》向钱庄借款的农民，避免其被催债破产。待风波过去之后，朝廷可以将这些股份再次卖出。石越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办法会有效果，但却只能望而兴叹——李敦敏到底不可能知道国库的虚实，国库空空如也，石越与司马光虽不想让百姓买单，到了此时，却也由不得他们了。

反倒是张商英的办法，令石越与司马光无法拒绝。张商英建议由交钞局颁布措施，鼓励大钱庄兼并小钱庄，财务状况好的钱庄兼并岌岌可危的钱庄。并且建议颁布法令，授权交钞局查看东南诸钱庄资产，迫使其中问题较大者破产，接受兼并。如若张商英的建议得到通过，那么如唐家这样的大钱庄，还有一些财雄势大的豪族，就会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——他们可以用很小的代价，吞并、接掌许多经营了十几年的钱庄。前提是他们相信大宋最终可以平安渡过这次风波。

张商英提出的“钱庄兼并法”明发邸报，得到了众多呼应。朝廷之中，应者甚众；在野，不仅《海事商报》与食货社对此大加赞誉，甚至连《汴京新闻》与《西京评论》，也认为这是救弊良方。

石越相信这个办法也会有效果。大宋的豪族巨贾们拥有大量的财富，这是公开的秘密；虽然要冒着极大的风险，但是成功之后的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控制大宋朝最富庶地区的相对发达、成熟的钱庄业，这将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？

但石越却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他能够想到的是，遍布各州县的中小钱庄的自由竞争时代，可能会很快终结……这让石越不由自主地想起兵器研究院的大爆炸……他打心里抗拒着这种局面的出现，但他却似乎无能为力。

他拨动了历史的转轮，但这个世界却不会按着他想象的那样发展——石越不止一次的意识到这一点，但每一次，他都会同样感到茫然，甚至是害怕。

然而他只有面对。

他没有逃避的权力。

除了李敦敏与张商英外，权太府寺卿曾布，正在努力地游说石越向钱庄总社妥协。

曾布绝口不提“存款准备金法”带来的恶果，但他却指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——不要说交钞局，即使是把整个太府寺连扫厕所看大门的人都算上，他们也没有这么多人手去执行那个“存款准备金法”。所以，与钱庄总社妥协、合作，也许是唯一的出路。交钞局来对付大钱庄，小钱庄委托钱庄总社执行。这样一来，交钞局不用担心人手问题，而钱庄总社将得到他们渴望的准官方地位。

曾布的倾向性也非常明显。因为曾在广州与凌牙门任职，有担任过所谓“夷官”的经历，他对海商们的处境非常了解、同情。因此，曾布上任伊始，就采纳了曹友闻与周应芳的建议，与沿海制置司同知事段子介、海外事务丞李敦敏联手，说服两府，预备在各大城市筹建结算钱庄——这的确是一举多得的事情，除了方便海商，增加国库收入以外，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推行这项措施，无疑也是向东南民众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。曾布、李敦敏、段子介也因此受到两府嘉奖。作为对献策者的奖励，同时也是因为曹家与周家等大钱庄相互入股，实力可观，在第一批七座城市中，以曹、周两家为首的几家大钱庄，顺利瓜分了凌牙门、归义城、广州、泉州、明州五城的结算钱庄业务，如梦初醒的唐家，仅仅保住了杭州与福州两座城市。

对于李敦敏与段子介来说，他们是根本不会在乎是否会得罪唐家的，唐家与石越的关系当然会被考虑到，但其效果则可能是“君子爱人以德”之类，他们会认为唐家如果是为了石越考虑，适当的收敛才是正确的处世之道。而曾布的态度也相似，他当面对石越说，若让唐家得到太多的好处，司马光与王安石看在眼里，必须会有不好的观感，这对石越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唐家已经非常富裕，即使不刻意打压，也应当持“直道”对之，这样才能服众。

曾布的谏言当然很有道理，不过，在石越看来，曾布与李敦敏、段子介不同，他并非是那么公正无私的人。在广州与凌牙门呆了这么多年，曾布与南海的海商们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倾向哪一方，是不问可知的。

这种程度的倾向性，是可以容忍的。

人人都会有倾向性。

石越认为钱庄总社是个危险的东西，这也是一种倾向性。

但是，石越也许同样将不得不接受它。

……